写作技术的臻于至美不是文学的终极旨归

无论是华东师范大学王峰团队创作的百万字小说《天命使徒》，还是清华大学沈阳团队创作的科幻小说《机忆之地》匿名参赛获奖，从这些实践中都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正在以惊人的迭变速度，持续引爆文学创作领域的认知革命，甚至激起了人工智能是否会淘汰人类的主体性危机。短短几十年，数字技术不断强势打破传统文学场域的疆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体量完成了对文学生产、传播和阅读的覆盖性影响。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也随之浮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将为文学创作带来什么？是技术主义陷阱还是破局之法？是人类创作主体性的消解还是重建？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由程序推动的、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神经网络技术发展，能够自主学习和产出的算法程序。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深度学习一切现有的文学文本，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不同作家的用词喜好、句式句法、行文风格，以此派生出风格相近的作品。可以说，经过算法的持续迭代和优化，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语言本质、叙事规律的效能将持续逼近甚至超越人类作家。

但这种写作技术层面的臻于至美，绝不是文学的终极旨归，也远未探及文学性之根本。一流的文学作品，绝不是靠一套悬浮的语词和绝对的理性逻辑就能简单完成的文字游戏。那些伏脉于历史褶皱深处沉甸甸的细节，那些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才是其要义所在。近来鲁迅笔下诸多的人物形象在互联网上不断掀起讨论，便足以显现出文学经典所具有的跨时代、跨媒介、破圈层的能量。作家正是有着对社会关系的深刻洞见、对他者的热忱关切，才能以如此这般简洁克制的文字直击人心，精准塑造出孔乙己、闰土、阿Q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状态。这些人物历经百年岁月淘洗，依然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不断迸发回响，乃至成为当下互联网世界中勾连自我与他人、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文化中介。这就是文学性的力量：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始终可以在充满灵韵的文学中观古今、观天下、观自身。

反观人工智能写作,人工智能技术在诞生之时，就是工具导向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模式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是制定算法法则、下达指令、具有主体性的一方。人工智能只需要扮演执行指令的助手，服从并完成指令任务。因此，人工智能的动机并不在于自我表达，而只是在预训练素材的基础上，对操纵者作出符合程序化的回应。同样，它也不能真正理解自己生产的语言。这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在创建文学现场时，极为依赖人类的数据训练与模型调试。再者，人工智能生成文本时更无法依凭自身的情感体验、历史经验驾驭文学数据库。这直接导致人工智能写作的内容高度机械化、同质化，难以产生鲜活的现实关切，也无法在实际意义上促成一种具有真实情感、辩证思想、伦理意义的“新文学”的迭变。即便脑机接口技术已经实现阶段性突破，人工智能也初步具备了读取人类脑电活动并将其转换为数据信息的能力，但人工智能技术的根基还是在于人类驱动。它仍旧是一种通过对人类思维的模拟，拓展人类潜能的辅助工具。未来，人工智能想要与人类作家比肩，一个核心前提是如何跳出算法写作的窠臼，击破人物与故事的表象、理解人类情感经验的逻辑、体察生命经验的细节，并将其转化为文学性的表达。

整体而言，在人工智能拥有自主思维和意识之前，这种遵照指令、模拟表象真实的算法写作，充其量是一种人类创造力的扩容工具，而非内容创作的主体。正如《机忆之地》《东京都同情塔》等作品，倘若没有设计者精心挑选的预训练素材和后期的修订与润色，仅靠一个语言模型就能够独立生成一部内容完整、逻辑自洽的小说，目前来看显然并不现实。同样，尝试在人工智能生产的作品中寻求情感共鸣和价值负载，也无异于水中捞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和人工智能作品共情，究其根本，所共情的还是作品背后沉淀的人类认知思维和复杂情思。质言之，人始终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核心要义。

但公允地说，全新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态的出现，业已表露出相当强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呈现出一种从辅助工具向合作助手乃至于人类大脑的媒介延伸演变的趋势。伴随类脑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文学写作还有着朝向未来的无限进步可能。不过，这一进步是算法自身的跃升，还是依赖于设计算法模型的人类所进行的升级优化，还有待考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激活文学自身、激发人类思想向外部世界的敞开，怎样拨开技术的重重雾霭，在文学层面与人工智能实现和谐共生，这一问题就变得更为紧迫。

强调这一共生并非与传统文学绝对割裂，而是在葆有人类特有的共情、好奇、创造力的基础上与人工智能技术形成合力，共同激发新的文学生长点。由于人工智能无法感知世界、理解人类思维，因而并不囿于现实逻辑的束缚。倘若由人类作家根据自身历史和社会经验提出具体构思，掌控大体伦理框架，而后将人工智能旁逸斜出的回应作为灵感补充，人机协作在探索文学作品立意与创造力边界上，或大有可为。文学本就是一种用来不断打破常规期待、激发思考、唤醒情志的艺术形式。就像中国的诗歌发展，无论是从四言到五言，还是从绝句到律诗，任何新体式、新风格的产生都是此前相关文学要素不断融合、大胆创新的结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机交互程度的不断加强定会为文学的生产与发展赋予崭新动能。

必须引起警惕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充满强劲生命力的同时，也同样隐藏着僭越的致命危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写作逻辑是在既有的文学作品中，抽取相同质性的数据以此构建自己的语料库，再根据语言模型生产出文学作品。在这一生产过程中，如果没有设计者加以引导和管束，人工智能将一味追求热门题材，不断加强同质化的文学数据，濯洗甚至筛除异质化元素，最终再以程式化的方式输出文学产品。当人工智能与人类作家逐步相互模仿、人工智能写作开始自我重复，当人类悄无声息地以算法技术研判语言、以数理逻辑衡量文学，这将是对文学本真性最为严重的威胁。长此以往，在数据隐蔽且高效的控制下，文学创作终将充斥着算法偏见以及对边缘性文体的倾轧，更多单向度、媚俗化、流于表象的作品将构成文学的主流。届时，我们势必面临语言简化、认知偏狭、个性消弭乃至主体性沉溺的危机。在这一意义上看，人工智能是否会造成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在技术身上，而在于我们人类自身。

（作者：马晓炎，系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