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雍“以情论诗”诗学观及其阐释

明末文学理论家陆时雍强调诗歌要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其诗歌理念集中体现在传世的《诗镜》和《楚辞疏》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诗镜》“在明末诸选之中，固不可不谓之善本矣。”而在著述《楚辞疏》的过程中，陆时雍同样将“以情论诗”的审美标准作为前提，提出了与汉代、宋代楚辞研究者不同的观点，颇有新意。

中国传统的“诗歌本体论”建立在“诗言志”这一命题下。《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志”有表达“思想”之意。到《毛诗序》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志”同时具有了思想、情感的双重内涵。后来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也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都是理论上凸显了“情感”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明人诗话虽有尊唐尊宋之别，但在诗歌抒情这一本体问题上的认识却十分一致，非常重视文学表达“情感”的功能和价值。谢榛主张“情乃诗之胚”，徐祯卿提出“因情立格”的诗学理论，公安三袁、竟陵派等“着重个人的性灵的言志派”（陈子展《公安竟陵与小品文》）更是以能否表达真情感作为诗歌评判的标准。陆时雍作为明代诗话的积极参与者和发扬者，在明代“尚情”的整体文学氛围中，亦是将“情感”作为文学审美标准，贯穿其诗话创作和《楚辞》研究始终。具体而言，陆时雍“以情论诗”的诗学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诗歌“以情胜”，认为“情”是言之统帅，“通于情者，无不可言”（陆时雍《读楚辞语》）。陆氏评价屈原为骚中圣人，就是因为屈原能道尽人之“情”。“惟山有木，匠则采之，凡人有情，圣人道之。能知人之情、能言人之情、能尽人之情者，圣人也。原其圣于骚者。”（陆时雍《读楚辞语》）他认为宋玉所不及屈原者三，“情”排第一，谓“婉转深至，情弗及也”。屈原在楚辞中表现出的“情”始终牵动着陆时雍，故而他循沿屈原情感变化之逻辑，用“情”将屈原作品贯穿起来，如与屈原“促膝把臂语”（张炜如《楚辞叙》）。其梳理屈原在《离骚》《九歌》《天问》中的情感变化时说：“屈原伊郁愁苦，无所发摅，而随事撰情，深其思慕。骚变而歌，歌变而问，盖不知其所至矣。”认为这都是屈原因内心愁苦无所抒发、感物生情而作的，并且情感疏泄的强度逐步增大。《离骚》一咏三叹，纠结于离去还是回还，而《九歌》则唱出了愁绪苦闷，感叹人心之难耦，至《天问》则“呵而问焉”，悲愤达到了极点。陆时雍说《惜诵》“情冤抑而莫白”，《哀郢》“痛情于郢亡”，《抽思》“怀美人”，《怀沙》“情穷语迫”，《悲回风》“思之襞也”，《思美人》“其思穷矣”，《远游》“其荡思也”，《卜居》“情隐不彰”，《大招》“有貌无情”，无不以屈原的情感发展为线索。

二是主张“致中和”，强调“文情相生”，倡导诗歌和情感相合的理念。陆时雍论诗虽重“情”，但也同时提出“情有百种，语有殊致，夫岂漫然”（陆时雍《读楚辞语》）及“诗不患无情，而患情之肆”（陆时雍《诗镜总论》），认为“情”不能肆意泛滥。这其实包含了“中和之则”的基本理念。他在评杜甫《上兜率寺》时说：“余不知诗家要高大语何用。物有长短，情有深浅。所为随物赋情，随事尽情，如是足矣。”（陆时雍《唐诗镜》）诗人只要表现出情感之真就足够了，不必求奇求异、求高大立意，真实的情感中必然含有诗歌的意蕴。“情者，诗文之的也，太过则滥，不及则伪矣。”认为表达情感是诗文创作之目的，抒情过多则滥，过少则显伪。那么，要怎么做才行呢？陆时雍说：“夫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未有事离而情合者也。”（《诗镜总论》）情感需要通过文章来表达，而文章产生的根源则是情感，情与文相辅相成，二者相合才是最好的。其《楚辞疏·卷五》亦引扬雄“中正则雅，多哇则郑”的说法，阐明自己“情太泄而不制，语过艳而不则”的诗学观。

三是反对以“意”驱诗、以“道”论诗。《诗镜总论》言：“夫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无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远，意伪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在陆氏看来，情出自然，意出人力，诗歌应该表现诗人的真情，因为自然流露的性情之真相较刻意摹绘出的人为诗意更能引导出诗歌“活、神、远、真”的韵味来。他在《楚辞疏》中表示“王叔师大都谬误，朱晦翁亦未全得也”（陆时雍《楚辞条例》），并说：“大抵宋人论文，无之非道。若余之所论，无之非情。无之非道，舍仁义礼乐不可矣。无之非情，喜怒哀思、刚柔平反皆是也。喜不成喜，思不成思，则不文矣；宜刚非刚，宜柔非柔，则不文矣。《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中亦著一道字不下，《卫风·硕人》，形容殆尽，谁诋其为非者？”（陆时雍《读楚辞语》）他对宋人以“道”论骚、将屈原研究纳入理学体系的努力多有不满，认为用“道”来规范诗歌、不符合仁义礼乐就不可为诗的观念过于狭隘，而应该把“情”作为品赏标准，充分涵纳喜怒哀思、刚柔平反之蕴。若只以“道”为文，则喜、思之情无法展现，刚、柔之貌难以竭尽，就构不成一篇合格的诗文。陆时雍还引经据典，来证明为文并非只以“道”言，如《易·贲·彖辞》的“天文”“人文”之言并不刻意言“道”，《诗经·卫风·硕人》展现了女性形貌之美，也不能说不合礼法。

陆时雍以“情”解骚的方法，深得明末清初学者周拱辰推重：“世之得是书而读之者，宜何如？亦庶几乎善读灵均者斯善读昭仲者乎？”（周拱辰《楚辞叙》）认为《楚辞疏》注出了《离骚》之古义，疏出了屈原之本心。黄灵庚先生在《楚辞著作提要》中评价说：“要之，纯以‘随意致情’释《九歌》诸篇，而未以字字句句君臣之喻，庶几得其本真，诚陆氏是书之一大特色也。”要而言之，陆时雍疏《楚辞》，不纠缠于训诂，不拘泥于前贤，将“以情论诗”的诗学理念贯系始终，特色鲜明，风格独具。

（作者：王孝强，系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