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新成果如何“变身”增产增收“助力剂”

【探索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新路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技成果的重要供给侧。

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也在为高校科技成果成功转化、顺利落地夯实基础。近年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科技部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 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着力完善高校知识产权全流程管理体系，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高质量科技成果创造，加快实现产业化；联合开展高校专业化国家技术转移机构建设，持续提升高校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专业化水平。

当下，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举措？还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从校园走进企业，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书架”走上“货架”？

为深度解析此问题，本版推出“探索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新路”系列报道，分别从农林、传统与新型工业等多学科视角，聚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挑战与发展对策，邀请专家学者与一线工作者畅所欲言，以期为高校科技成果高质量转化建真言、献良策、添动力。

“正是樱桃挂果期，连续下这么长时间的雨，20年来还是头一次。樱桃遇到雨水容易裂口，不仅 影响品质和口感，还可能减产。”看着天气预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振兴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革明鸣话语间透出些许惋惜。

革明鸣背后这片樱桃园，是高校农林学科成果转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缩影。在西北农林科大帮扶的陕西合阳县金峪镇方寨社区，13项关于樱桃种植的技术和成果，让这个西部小山村旧貌换新颜——9050余亩樱桃林让方寨由昔日贫困村跻身今日“亿元村”。

2022年7月，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原司长雷朝滋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过去5年，高校着眼于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的重大需求，围绕关键技术、成套装备研发应用，针对破解我国农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在节水农业、循环农业、气候智慧型农业等领域科技支撑成效显著。5年共转移转化先进适用农业技术成果超1.8万项，创造经济效益710亿元以上，极大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

然而，显著成效之下，新挑战也接踵而来——如何让更多高校实验室新成果“变身”增产增收“助力剂”？如何让高校科研人员劳有所得，在技术转化中更有成就感、收获感？

“多网点转化”契合农林生产区域属性

“试验田的实验基本完成了，区里的试点也很成功。下一步是品种审定、登记，之后我们培育的新品种就能推广啦！”说起梨、枣新品种，塔里木大学教授吴翠云满脸兴奋：“新品种好在哪儿？梨的新品种通过芽变培育，典型特征是大果、早熟；枣的新品种肉质酥脆，南疆多地都可以种！”

“新品种如何推广？”记者问。

“一种方式是 学校委托企业做，另一种是学校组织队伍自己推。”吴翠云表示，“这些新品种研发，都依托于学校的科研项目。因此，品种权归属学校，至于如何推，还是学校说了算。最后产出的经济效益，一部分归单位，一部分归研发团队。”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特点是，区域性、公益性很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科技推广处处长王亚平介绍，针对这些特点，学校20年来探索了两种转化路径。

“一是科技大院，学校在陕西宝鸡12个区县建了32个科技大院，但很快发现，科技大院只能解决部分新技术推广问题，要实现产业技术系统的整体提升，不仅要靠培育品种，还需要技术、装备等。因此，把试验场建在产区，成了大家的共同诉求，也形成了第二种路径。”王亚平介绍，学校于2004年开始联合种业企业、地方政府建立试验示范站，围绕核心产区做研发和展示工作。除示范站外，还有基地、示范园等，目前已覆盖十余个省份。

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农涉林高校搭建起示范站、服务点，进行技术推广、转化。雷朝滋介绍，《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年）》实施以来，通过成果推广转化行动，各高校建立技术转移中心、技术转移服务平台超过500个；建成服务乡村振兴相关领域分子设计育种前沿科学中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各级各类科研平台200余个，服务乡村振兴条件能力大幅提升。据不完全统计，高校培育的新品种覆盖水稻、小麦、蔬菜等主要农作物品种，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亿亩。

选育周期长、客户规模小制约转化收益

成绩可喜，但记者也在采访中发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仍面临诸多难题亟待破解。

“农林方面，尤其是果树种植，转化难点在于见效慢、周期长。”吴翠云透露，以果树为例，一个新品种从诞生到选育，再到市场推广，一般要经历15至20年时间。“正是因为‘慢’，农户在接受一项新技术、新品种，尤其是选育果树新品种时，都比较谨慎。很多农作物今年用了发现效果不好，第二年可以换；工业领域更快，有时几天就能见效，不合适就不再生产了。而果树一旦种上，三四年才开始见成效。怎么让农户认可并接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难题。”

王亚平坦言，面对小型农业企业，技术入股等转化方式更为常见，“在工业领域，成果一旦成熟就能直接生产。但农业科研成果想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普遍需要经过国家中试等环节，时间长、投入大。在专家缺资金、经营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企业介入承接就成了最有效办法。不过，企业也想降低风险，通常会采取技术入股方式。”

“此外，农技成果公益性强，例如杂粮新品种，我们这几年也转化，但价格都不高。原因在于，我们面向的农业企业规模较小，还有不少农村合作社，虽然对技术有需求，但承接能力有限。”王亚平解释。“西方发达国家为何转化率高？国家对农业补贴尤其是科技补贴高，而且普遍是农场化种植，承接能力自然较强。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直接技术转让的成果也越来越多。如果直接转让成功了，按照相关规定，收益80%归团队，学院、学校各拿10%。”

“农林类成果转化往往‘没有围栏’。例如种食用菌，甲户用了某项增产措施，乙户很容易效仿。我们做技术也不只为转化，主要是为国家、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那既然农户问了，你几句话告诉他就行，不会把‘收点钱’挂在嘴上。”东北林业大学教授邹莉表示。

“高校农技工作者‘十年磨一剑’培育的新品种，究竟能否进入田间地头？经营主体的能力往往决定了品种的转化价值。”王亚平分析，较长培育周期、有限主体规模对高校农林科技成果转化的限制较为普遍。“有位企业家曾对我说，当成果被一家 年产值1000万元的企业买到，它可能创造的价值只有几百万元； 但如果是产值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元的大企业来做，成果价值可能会放大 几十倍。”

多管齐下 提升转化“获得感”

农林科技成果转化，见效慢，农户有顾虑；收益低，科研人员缺动力。如何破解？

王亚平表示，试验示范站应瞄准生产一线问题，将研究和产业实际进一步结合。“如前几年西北地区降水偏多，水稻赤霉病 、条锈病增加，我们就会选育一些抗病的水稻品种，并在产区推广；通过试验站，我们培育推广了一批苹果新品种， 早熟、中熟、晚熟的都有，例如‘瑞阳’‘秦脆’的销路都不错。”

除有针对性地做好后续研发外，也要重视试验示范站的建设。“最典型的是小麦和玉米， 在黄淮麦区我们有24个实验室示范园。一是便于涉农企业挑选，一旦品种审定， 企业可以在示范园长期观察，如果合适就会承接、推广相应品种；二是对农户有带动作用，新品种收益好，他就会选择种。”

“我们团队曾研发过一个配方，劳务费是10万元，再多了涉农企业也拿不出来， 因为收益本就不高。”邹莉表示，“综观食用菌行业， 国内一些上市公司的很多菌种还是从国外购买， 这些企业如果需要技术，提供的费用会比较可观。 然而，学校所在地缺乏这种规模的食用菌企业。同时，每片农场自然气候、资源条件不同，如果针对某一特定地区研发，也不可能问农户要太高的转化费用——他们会想，即使少挣一点儿，也得控制成本。”

吴翠云向记者提及，为促进成果转化落地，多地财政划拨专项资金，对技术出让机构、转移服务机构企业实行“后补助”。例如，天津市按照各单位促进技术交易绩效，对技术出让单位、技术转移机构予以技术交易后补助；广西桂林规定，引进动植物优新品种进行试验示范并在该市推广应用，单个新技术成果（新品种）年度按新增销售收入等次，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补。

“在田间地头，是没有休息日的。一项农技成果得到有效推广，除了国家资金支持外，更多依靠科研人员的智力、时间、精力投入。希望进一步扩大‘后补助’资金覆盖范围，增强奖励力度，支持成果的进一步开发。”吴翠云提议。

“农业技术‘没有围栏’，知识产权很难得到有效保护。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评价体系，破除‘唯论文’‘唯帽子’等导向，把‘指挥棒’向服务解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问题、社会贡献度倾斜；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引导种养大户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经营，通过农业新业态发展等方式培育更多经营主体，扩大规模化经营覆盖面，进而增强承接转化的能力。”王亚平满怀期许。

（记者 周世祥）

●链接

促进农林科技成果转化有“高招”

教育部：高校牵头承担40%的农业农村领域重点研发计划

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一大批高校充分发挥学校特色优势，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高校牵头承担了40%的农业农村领域重点研发计划，积极攻克种业技术难关。例如，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团队带领拉祜族农民走上了生态脱贫致富之路。华中农业大学牵头开发了当前唯一可处理百万级群体、兼具基因组选择和精准选配功能的猪基因组选配软件，选育了“高繁”“快长”瘦肉猪新品系11个，优秀基因年覆盖商品猪超1亿头。据不完全统计，高校培育培训农业技术人员及基层干部超过200万人次。

浙江：多措并举助力新农技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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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周世祥整理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