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张蕴岭：百年大变局下，如何走出合作共守之道？

　　 中新社 威海1月4日电 题：百年大变局下，如何走出合作共守之道？

　　——专访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

　　 中新社 记者 杨兵 王娇妮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各国发展变得相互依存，并共同面临前所未有生存威胁的情况下，人类正在寻求构建一个包容性与参与度更强的新世界。

　　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近日接受 中新社 “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谈到，应对百年大变局，一种以共守为导向的合作新文明正走出迷雾。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 记者：百年大变局，究竟变的是什么？

　　张蕴岭：百年大变局包含“国际秩序之变”与“发展范式之变”等。

　　国际秩序之变无疑是人们最关注的大变化之一。国际秩序建立在世界力量对比格局基础之上。近代西方国家群体崛起，综合实力提升，并利用增长起来的实力向世界扩张，推行殖民制度，在世界获得了主导权。但这种状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推翻了殖民制度，独立的民族国家经过开放发展，形成了非西方国家、也称“全球南方”的群体崛起，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大格局。如今，全球南方群体的经济总量，按GDP计算，到2021年上升到近42%，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0%。

　　世界发展范式之变是具有革命性变革的巨大变化。起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工业化成为普世的发展范式，一是不断深化，即通过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生产效率，产出更多的商品；二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使得工业化的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化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环境，但其弊端逐渐显现。最大的问题是，其一，不可再生资源过度开发，资源越来越少，改变了地球的生态平衡；其二，工业化过程产生严重污染，碳排放带来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温上升，对全球生态造成灾难性破坏，出现了地球“负能量运转”的危局。因此，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终结，必须加快向新的可持续新发展范式转变。

　　 中新社 记者：这次大变局，要以何种方式重建新秩序？

　　张蕴岭：现行的国际秩序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是简单地由非西方替代西方。西方的衰落，特别是美国的衰落主要是体现在其对世界的主导性、霸权性衰落。西方还是发达国家群体，在科技、经济水平、财富拥有、军事等方面仍然走在前面，拥有优势。这次大变局的主要表现是：其一，西方主导世界的秩序发生转变，即世界向结构更加均衡的秩序转变；其二，世界由一个大国主导或者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变局过程充满变数、危险，新旧力量、结构的摩擦等会引发竞争、对抗，甚至冲突。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担心，世界会重回纷争、战乱的19世纪。因此，面对大变局，核心的问题将是如何不让失序变为失控，能够实现力量结构对比变化下的稳定、有序与和平转变。现在的世界不同于19世纪，有联合国体系，也有区域合作机制和其他多种对话合作机制，国际社会需要寻求共同认知、话语与利益，支持各国、各方参与，以和平构建的方法推动新秩序的建立。

　　发展范式的转变是从传统工业化向新范式根本性转变，范式转变涉及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运行方式、文化价值标准的综合转变。转变的方向是明确的，即转向全球生态、生物多样性平衡的可持续方向。这样的转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具有紧迫性、共同参与性。转变的困难和风险是：其一，速度太慢，难以形成可供多数国家学习的模式，对传统的范式不能形成颠覆性转变；其二，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停滞，缺乏转变的能力和资源。

　　 中新社 记者：应对大变局，新的合作文明为什么能成为出路？

　　张蕴岭：传统的力量对比变化下的秩序转变总是通过战争来进行，由胜者重构关系和秩序，就是权势角色的替换，胜者主导。当今和未来的世界不同了，无论是秩序结构还是构建角色都不同。人类进入一个以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为基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时代，需要新的秩序和构建方式。新秩序的基本架构的共同参与，包容、公正与合理，建立在共同参与制定和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基础上。

　　历史上，秩序构建凸显集团对抗，各国都要选边站。现在，尽管原有的集团仍然存在，但是多数国家都是尽可能“选项不选边”，进行“对冲平衡”，理性地考虑自己的站位，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尽可能避免使自己陷入大的冲突和矛盾之中。尽管保守主义在上升，但开放发展还是主流和大趋势，各国共享开放的大市场空间，参与和维护互利的供应链，维护经济增长，这为转变期的和平构建以及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思维、新的认识来面对大变局。所以，我提出要构建新文明，推动以合作为导向的新文明，也可以称之为合作文明。

　　 中新社 记者：在近期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您首次提出全世界应合作共守，创建共守文明，这将会是应对大变局的合作之道吗？

　　张蕴岭：我认为，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明，向全人类的共守文明转变，原因是我们需要共守一个可持续的地球。共守文明不仅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明观，也改变了以人为中心的文明观，催生了以地球整体生物多样性共存为中心的文明观。新的文明观不分东西，是东西南北文明的交汇、融合与创新。

　　人类和其他生物同处一个地球，人类是地球上最有改变能力的，但是，以人为中心利益的改变，也使得地球整体生态失衡。因此，只有树立共守一个地球的理念和基于共守而创建共同合作行动议程，才可以有更好的未来。人类对地球的认识，经历了两个转变：一是全球化使得大家认识到共处一个地球；二是全球危机使大家认识到必须共守一个地球。共守的是地球整体生态，如果守不住地球整体生态，地球就不适合生存了，地球生命有可能终结。因此，共守是合作新文明的一个核心问题。

　　气候变化使人类第一次认识到共同的危机、共同的责任和采取共同的行动。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了《京都议定书》，2015年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这三个文件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承诺。每个国家都必须做出自己的承诺，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到2050年把地球升温控制在不发生毁灭性灾难的范围之内。

　　显然，对于百年大变局，我们既需要研究具体问题，也需要研究大局问题；既需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也需要研究共同的问题；既需要研究具体对策，也需要研究文明创建。把百年大变局的转变提升到新文明构建的高度来认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张蕴岭，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东北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国际研究学部主任；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亚太学会会长；主要代表作有《寻求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世界大势—把握新时代变化》等。